宪法和《地方组织法》没有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组成部门实行首长负责制，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法治政府纲要》）第18条确认了地方政府部门也实行首长负责制。

在监督方式上，有应和时代需要的新探索、新发展。[58]1954年检察院组织法有条文体现了纯粹意义上的监督。

[33]田夫也提出了这个命题，认为如果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没有改变，就必须结合新的场景对法律监督机关这个概念本身作出新的解释。三、作为宪法规范的法律监督机关及方法论检讨 无论如何，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概念进入到现行宪法文本之中，并且在迄今为止的三十多年之中保持了法律语言表述的稳定。[40]这些背景解释了为什么现行《宪法》134条（当年是第129条）选择了照搬1979检察院组织法第1条的表述，本文认为，这其中的道理就是，在避免争论、尽速完成修宪工作的总体要求之下，凡没有重大理由予以修改的，则延续旧例。[87]但即便如此，还需要回答的是，非终局性的权能定位是否完全排斥所谓的刚性？现阶段，如何让检察监督更具刚性，更有实效，是实践中被集中关注的问题。[81]张雪樵：《改革在路上，监督进行时：解读30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民事行政检察》，载《人民检察》2018年第23-24期，第42页。

[37]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宪法规范的特别意义有可能浮现出来。[96]万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重点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第54页。[9] 详见阿部泰隆・同書35頁以下。

在这次的行诉法修改中，将确认诉讼特别作为公法上的当事人诉讼予以例示，也是这种观点的体现吧。作者简介：山本隆司，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塩野宏・前掲行政法Ⅱ166頁参照。[33] 受到关注的是盐野宏（塩野宏・前掲行政法Ⅰ122頁以下）强调行政行为的规律力的意义。

对于行政行为的撤销（请求权）与消除结果请求权具有共通的根据，暂且可参见山本隆司《行政的主观法与法关系》第198页的图示。[67]据此，撤销诉讼的对象是过去的法律关系，而公法上的当事人诉讼和民事诉讼原则上是以现在的法律关系为对象，两者是异质的。

当然，要注意的是田中二郎在起草时的讨论中强烈反对事实行为的撤销诉讼构想。[32] 1. 规律·拘束力 首先，行政行为有拘束力（Verbindlichkeit; Bindungswirkung）。[28] 小早川光郎・前掲行政訴訟の課題と展望。（六）无申请程序的课予义务诉讼的双层构造 这里分析行诉法新设的无申请程序的课予义务诉讼（行诉法第3条第6款第1项）的双层构造，进一步阐明双层构造的意义。

反过来，拒绝申请处分是违法的，因之后事实或法的状态发生变化，变成了应当拒绝原告申请的状态，这时原则上应当以拒绝处分的时点视为批准申请，同时认可课予义务请求、撤销拒绝处分请求。[65]从原告私人的角度来说，这就可以表现为受行政行为规律的私人（不限于原告）有无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或法的地位，或者原告私人在行政行为作出之际获得正当程序对待的法的地位。[29]但是，现在的德国学说在奥托·迈耶的讨论之后仅仅关心如何对行政行为作符合法治国家原理的说明，[30]对行政行为效力的理解比公定力理论更具分析性。因与第（二）部分提及的撤销诉讼中审理判断对象的实质范围（幅度）问题具有共通之处，这将在第四部分中触及。

行政行为的效力是针对行政行为的规律内容而言的，德国的分解性构成更有助于说明效力的界限。其他适当方法首先想到的是请求更正等（参见（三））特别法定的行政（诉讼）程序。

然而，行政厅的首次判断权更应该在作为判断和决定过程的行政诉讼程序、以及诉讼程序和行政程序的关联中来考虑，在作为作用和行为的行政处分事前的诉讼中考虑也是可能的。反过来说，行政厅为了确保行政行为的权限，在撤销诉讼中没有必要主张行政行为的所有根据（当然，通说也并不承认撤销判决后根据新证据作出与判决理由中的认定相抵触的事实认定、重复作出行政行为[59]）。

这种行政行为和抗告诉讼的法关系模式成为将其他行政作用及其相关的公法上当事人诉讼设想为法关系的模型。结果在小早川论文中，抚恤裁定案件、违法性继承、国家赔偿请求问题全部作为有无遮断效果来讨论，但其理论框架仍有重整的余地。在整体上，可以思考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的联动构造，即考虑行政实体法的内容，在行政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诉讼后可能的行政程序过程中，应该如何对事案作出判断和决定。另外，列举了发生问题的事例，阿部泰隆『行政訴訟改革論』同『行政訴訟要件論』(弘文堂、2003年)4頁以下、18頁以下（初出1993年）。例如，反垄断法第24条认可企业之间要求禁止不公平交易方法的民事诉讼。当然，处分或诉讼标的同一性的具体判断基准并不那么明确。

而对于无申请程序的课予义务诉讼，因为没有诉的合并提起的制度，有可能带来与争点整理、行政程序联动上的困难。田中二郎・前掲行政法上305頁、309頁。

小早川光郎｢行政訴訟の課題と展望｣司法研修所論集111号(2003年)40頁以下。一般而言，行政厅具有一定程度的裁量，可以决定将有限的执法资源分配多少给哪个案件。

如此，未必不产生行政运营上的简便性，姑且附具个理由就作出处分，但这可能抹煞了要求附具理由的法律目的。[41] 最判2001年6月12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55巻4号793頁。

[6]但是，在日本，尽管行政案件也是由普通法院审理判断，但大阪国际机场案大法庭判决对于诉原本是否可能、可能时应该采用何种诉讼类型的问题未作说明，就驳回了民事禁止诉讼。在行政行为第三人要求行政厅启动权限时，是第三人要求剥夺相对人权利、课予其义务的法地位。阿部泰隆・前掲行政訴訟改革論50頁以下。[66] 对于撤销诉讼诉讼标的的各种见解，南＝高橋編・前掲条解行訴166頁以下[人見剛]。

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禁止诉讼中的主要争点不同于个别处分的事前程序、不服审查程序中的主要审理判断对象。日本通说认为，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是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这可分解为作为措施的行政行为的程序违法性与作为规律的行政行为内容的实体违法性，法院审查的是行政厅是否存在根据某程序作出某内容的行政处分的权限、原告有无获得正当程序的法地位与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

[21] 高柳信一『行政法理論の再構成』(岩波書店、1985年)144頁以下、184頁以下（初出1969年、1966年）。（3）在就裁量权的逾越滥用发生争议时，行政厅在行使裁量权时还存在没有考虑的重要考虑事项。

——译者注） [99] 最判1993年2月16日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47巻2号743頁参照。重要的是构筑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适当联动的构造。

首先，行诉法第44条排除了根据民事保全法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临时处分。（三）诉的合法性要件的一般条款[12]与开放的诉讼类型 按照诉讼类型分别确定诉的合法性要件也是不合适的。[43] 在整体上将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后续）处分违法事由的划定上，但值得参考的是，遠藤博也・前掲行政行為の無効と取消346頁以下。藤田宙靖『行政法Ⅰ(総論)』(青林書院、第4版、2003年)208頁以下。

例如，以特定不当行为为对象作出的剥夺地位等不利处分等（公务员的惩戒处分，纳税青色申报承认处分的撤销处分[98]等）。这时，行政厅必须考虑判决的宗旨，选择处分的内容（行诉法第38条、第33条）。

[63] 对此，参见興津征雄・前掲法学協会雑誌121巻2号265頁註(77)。对于课予义务之诉，山本隆司｢新たな訴訟類型の活用のために——ドイツ法の視点から｣法律のひろば57巻10号（2004年）40-49頁。

[55] 雄川一郎『行政争訟法』(有斐閣、1957年)58頁以下。[75] 作为基础性研究，小早川光郎『行政訴訟の構造分析』(東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3頁以下、同｢抗告訴訟の本質と体系｣雄川＝塩野＝園部編『現代行政法大系4・行政争訟Ⅰ』(有斐閣、1983年)135頁以下。